距今200年前,一个出生在广东地区的中国人,有幸目睹了18世纪的巴黎圣母院。他以非常荒诞的方式开始了西方之旅,但是这个时代错位的人物,却在进入西方世界的过程中处处碰壁,最后错过了所有值得学习的内容,并像一个小丑一般从离开中国到回到故乡。

胡若望的中文名不可考,因为若望只是洗名。他是明末清初的中国第一代天主教徒中,来自广州天主教圣公会的大院门卫。年庚四十,是个鳏夫。他虽然没有科举功名,但是貌似有点文墨,勉强算是一个旧式中国文人。

当时的广州罗马天主教圣公会,是所有欧洲访客生活的中心。外部世界的情况通过来这里,源源不断地输进门卫兼管理员胡若望的脑海里。在这种环境下,胡若望的眼界变得开阔了,他酝酿着一个大胆的计划:前往罗马,觐见教皇。

1721年,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父要转道巴黎去罗马,向教皇汇报天主教各教会在中国的传教情况。傅圣泽带回了11个大木板箱近4000册书籍。他还想物色一名识字的中国人随行,为他抄书写字。

胡若望间接听说了傅圣泽的需求,便托人转达了他想接下这份差事的心愿。虽然胡的长相非常不雅,但在面试中表现出的自我陶醉感和自吹自擂。他用忽悠的方式骗取了单纯的神父的信任,而他本只是因为在科举上一事无成,所以想通过漫游异域,撰写游记的方式来扬名立万。

于是,他们签了劳动合同。胡若望作为抄写员替傅圣泽工作五年,合同期满后,傅圣泽允许胡若望回国并负责旅费。他与雇主傅圣泽谈定年俸为20两白银,傅圣泽还得提供胡若望食物、船票以及旅途各种杂费。合同之外,胡若望还要去了十两半白银作为他和家人目前暂时之需。圣公会还同意为胡若望的儿子在教堂里安排一份工作。傅圣泽还为胡若望买了几套崭新的中式服装和一些旅行需用品,其中有一条质量上乘的棉被,花了15钱银。

康熙皇帝为国家安全着想而禁止臣民离境。傅圣泽利用私人关系将胡若望送上了康蒂王子(Prince de Conti)号。船员们对傅圣泽和胡若望与他们共度旅途时光表示欢迎,胡若望合身的新衣服和他的那根长长的辫子光彩夺目。

在船上的胡若望与中等阶层一起用餐。由于中餐是不分餐的制度,所以他一看到西餐的任何食物,他都会用手去抓。他还非常好奇,为什么他吃过的东西别人都不敢动了。众人见状之后,只好限制他的食物份额,并暗示他少吃饭。但是他由于不学法语,所以继续我行我素。直到被一名法国水手爆打了一顿,胡若望才有所收敛。

按照航程,船只从广州出发之后,原计划沿着印度支那海岸。先是经过荷兰殖民下的爪哇前往好望角,然后再沿着非洲的海岸线向北前往法国。但是由于风暴,船只的主桅杆折断,只能在大西洋上被洋流带着运动,最后被带到了巴西海岸。

当时正是5月之交,按照惯例,欧洲船一般是在10月出发前往印度的航程中,才会在巴西海岸停靠。所以在巴西的众圣徒湾,葡萄牙总督的海岸巡逻船在喊话但没有收到答复后,以为突然出现的法国船只是海盗,并发生交火。当时葡萄牙人的单舰战斗力有绝对的优势,法国人觉得直接投降会有白白丧失所有货物的危险,所以决定拼个鱼死网破。胡若望见众人拿起武器,也抓起了一把短剑,像舞剑花一样在空中胡乱飞舞。不过在法国人看来,他的招式华而不实。

在圣徒湾,胡若望远远地第一次看到了成排的南欧风格民宅和仓库,还有教堂的尖顶和钟声直上云霄。市政厅华丽的圆锥顶和人物雕像十分精美,橙色的瓦片和蓝天交相辉映。胡若望成长在一个缺乏巨石建筑的传统文化里,对此感到新鲜而好奇。当时正是南半球的夏秋之交,巴西地区郁郁葱葱、气候宜人。在从傅圣泽那里要到每日的补贴之后,法国之旅游记他计划着去逛街,采购新鲜的橙子想、香蕉和肉类。虽然在欧洲殖民者眼中,巴西的女子以貌美奔放而著称,在海上寂寞了几个月的法国水手的裤裆早就跃跃欲试。但是对中文异常偏执的胡若望既拒绝说法语,也不学葡萄牙语,早就没有机会享受艳福了。

由于擅自向巡逻舰开火,葡萄牙总督拒绝所有人上岸。其中也包括了因为晕船而日渐消瘦的胡若望。跨越大西洋的航行中,败血症持续袭击着船员,船只上臭气熏天,卫生条件不敢恭维。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强壮的水手病倒了。

胡若望也不例外,他的晕船症状十分严重。在发烧和晕船中,胡若望还梦见自己向康熙皇帝传教,给他灌输真理。但是傅圣泽还是很耐心的帮助他打消了这样的幻想,因为在中国呆过的他深知在传教的苦难。他努力给胡若望讲天主教世界的礼仪和风俗,不希望这个顽固的中国人败坏天主教在东方的传教成果。但是胡若望依旧是爱听不听,心不在焉,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在艰难地抵达欧洲海岸后,胡若望等人在法国的第一站是路易港。胡若望看到了阴沉的乌云下,有石雕的屋顶和坚固的堡垒。布列塔尼人的小走私船如同蚂蚁一般跟了过来,不过迅速被海岸巡逻队驱散。

由于王室图书馆对于中国图书的兴趣,以及傅圣泽对中国图书来到法国的提前通报,胡若望得以上岸。他住进了路易港海洋运输仓库采购主任雷诺的家,由于床架子太高,胡若望索性就睡在地上。

由于男女授受不亲的习惯,胡若望还拒绝同女管家同桌用餐,并不让她靠近。每当女管家出现在餐桌前,胡若望就各种逃避,表示绝不希望有陌生妇女在身边,胡若望也决不允许女管家越进自己的房间半步。

傅圣泽在权贵圈中交际,想给胡若望做一套欧式服装。他为胡若望定做的是一套上乘布料的套装,外加一件过膝紧身大衣。胡若望便穿着新衣服独自一人在城里转悠,仔细观察每样东西,为自己的传记准备素材。

因为缺乏西方式的物权意识和法律意识,胡若望偷偷借走了一匹邮差的马,从主人那里牵出门去。然后绕城奔驰。他一个人来到了军事禁区的羊肠小道,看到了火枪发射和炮兵操练的情形。理论上他在禁区内活动是会被击毙的,但是他居然奇迹般地毫发无损。胡若望在被找到后挨了一顿臭骂,但毫无悔意,还嚷嚷着:为什么马空闲时不能被借用一下。

其实法国方面对于胡若望的到来充满了期待。因为在此之前,法国引进了一个叫黄嘉略的书生,他在法国皇家图书馆负责翻译中国典籍,并在法国娶妻生子。只是一家人不幸死于瘟疫。所以法国方面需要找一个接班人接替工作。但是对于在新世界放飞了自我的胡若望而言,骑马漫游城市显然更符合他的胃口。他每天象征性地抄写一小时中国典籍,然后就骑马在大家小巷游荡,市民们都把他称为中国的堂吉诃德。

虽然每天穿着贵族服饰,骑着高头大马,但是胡若望对于自己的身份还是没有概念。他甚至表示自己不想翻译典籍了,想在法国当乞丐,一个人骑马浪迹法兰西。这把聘请他的傅圣泽吓了一大跳。因为当时法国正在有组织的将健康的乞丐、无所事事的退伍军事,还有酗酒的水手送到北美殖民地开荒。如果胡若望哪天真的不讲信誉,自己走了可能一辈子都回不到中国了。

不久,胡若望来到了巴黎。这里熙熙攘攘,十分嘈杂,很有人烟气息。无论是小摊贩云集的街巷,还是繁华的卢浮宫,又或是熙熙攘攘的河道,都让胡若望想起中国的情形。他甚至觉得巴黎是人间的天堂。他也在那里看到了杜伊勒里宫、圣安东尼教堂、梅森宣教院、圣路易教堂。当然,还有储藏着荆棘王冠和各种圣物,有着玫瑰天窗的精美绝伦的圣母院。

胡若望住进了他的欧洲之行的第二套豪宅,房东詹姆斯-白尼斯是早年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所任命的官员,因为光荣革命而被废黜。白尼斯为胡若望提供了“一组套房以适合一个绅士的资格”,饮食包括面包、葡萄酒、汤和肉食。他们认为充分的休息和可口的饮食是治愈胡若望不良发作的良方。胡若望仍保持着他把床垫、被单和被子搬到地上,并坚持开窗睡的习惯。

傅圣泽每天有很多事要忙,为去罗马觐见教皇准备,没有时间在巴黎为胡若望做导游。法国耶稣会远东传教负责人奥瑞神父指定了一个秘书带胡若望游览所有外国人可能会感兴趣的巴黎景点。虽然胡若望对于所在环境体系出了巨大的新鲜感,但是他对于本地文化和社会氛围还是显得格格不入。比如他喜欢按照中国的习惯摆放房间内的家居,把房间里弄得脏兮兮。200年后,很多外国传教士眼里的中国人卫生条件欠佳,白尼斯一家人也算是提前领教。

房东的女儿进他房间打扫,他还以打人的姿势恐吓对方,让她快些出去。对白尼斯太太,也是男女授受不亲之态。胡若望提出想当乞丐后,还真有人给他几个铜板,他就用讨来的钱买面包和可以装进口袋的小玩意。经过了一番费心的工作后,傅圣泽发现这个人生性散漫难治,根本就不是理想的图书馆翻译员。这些怪异的举动甚至让人觉得,这个中国人的习惯就是破坏与捣乱。而与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的会面则彻底葬送了胡若望的前途。

罗马教廷驻巴黎大使马塞易决定见见胡若望,以评估其是否已准备好去罗马。胡若望先是以令西方人吃惊的方式对大使连磕响头,傅圣泽连忙解释这是中国人对权威表示尊重的方式。但是大使对于胡若望用异教皇帝的礼仪致敬,感到非常奇怪。他看到接见厅里有三把椅子,认为椅子的排列方式缺少对教皇“钦差”的尊重,就将为大使准备的椅子挪到了室内尽头。因为那是他认为的尊位。接着,他把傅圣泽的椅子摆在大使的椅子旁边,自己则站在室内的另一头,双手恭谦地低垂着,表示自己是傅圣泽的仆人。傅圣泽解释这显示了中国人重视礼仪。大使却觉得不爽。

在众人对他一筹莫展又无可奈何时,胡若望则充分地利用机会,在巴黎街头进行怪异的行为艺术。他在房间里制作了一个小鼓,直径约6英寸,还有一面小旗,1英寸长,上面写着“男女有别”。在某个圣日里,胡若望将小鼓挂在胸前,高擎小旗,一面敲鼓,一面向圣保罗教堂走去。他的装束与长相吸引了一大群人尾随着他。在教堂的高塔之下,胡若望挥舞着手中的旗帜,用粤语向听众布道。虽然法国人听不懂他的广东话,但是很多人处于好奇和起哄的心态围拢过来,并不断为叫好。他随便继续大叫、哼小曲,一举一动都可以引发巨大的关注度和反响。

最后胡若望还是不服管教、喜欢胡作非为,而且完全没有履行自己抄写古籍的工作。为了防止他再生事端,傅圣泽建议警局将其收押。胡若望的装疯卖傻,最终得到了应有的结局。从广受欢迎到被人唾弃,最终他被关在圣凯瑟琳小客栈里。有时还被麻绳绑着,看守人向他的嘴里喂食。

大家认为送胡若望进精神病收容院是最好的选择,待他状况好转,就可送他送到任何一艘去中国的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船上。从1723年10月21日– 1725年8月9日,胡若望一直被关在沙榔东的精神病收容所,共658天。没人确实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疯了。

由于胡若望的治疗费一直没有着落,他实际上形同坐牢。关在12英尺深、7-9英尺宽的单间里,吃喝拉撒都在里面。一个工作人员送给他一条质量不错的、暖和的毯子,也被他撕成碎片。在胡若望离开的这4年多中,他的母亲和兄弟不断地向耶稣会广州住院索钱,戈维理神父只好与他们周旋。1722年12月,康熙皇帝驾崩。由于新继位的雍正仇教,1724年,戈维理离开生活了23年的广州,回到法国。

此后,戈维理受命处理胡若望的案子。1725年10月12日,他在巴黎近郊的沙榔东收容院,看到胡若望套着又脏又破的中国式短衫和衬裤,脚上一双早已不成型的中式袜子紧绷绷地塞在烂了个大破口子的烂布鞋里。肩上还耷拉着半截欧式短外套,一头鸡窝似的长头发则顺着后脑勺乱趴在后肩。他以中国式的礼仪,双手抱拳、低头鞠躬,向几十个穿着教士长袍的神职人员打招呼。最后,在众人的力劝下,他才在一张凳子上弯腰落座。

戈维理与胡若望交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问胡若望是否有问题要问他。他道出了两年来的宿疑: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关起来?

之后,胡若望被释放。巴黎警局的海若特中尉还另请皇家财政部拨款800法郎,用于胡若望的回国旅费。回归自由的胡若望又原形毕露,他不仅拒绝了为他安排的法语老师,并在公寓中搞出太多的节外生枝。

海若特命令将胡若望送到布鲁塞尔,再从奥斯坦德等待东印度公司的船回广州。胡若望两次在马车启程的最后一刻拒绝登车离开巴黎,浪费了两张昂贵的车票,第三次才被硬塞进车。

1726年11月上旬,胡若望的双脚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回国后的胡若望去了一次圣公会传教所,讨要每年20两银子、共5年的欠薪。因为在法国时,他只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抄写工作,所以法国人拒付薪俸。广州传教所为了让胡若望闭嘴,给了他一些东西作为部分付款。

胡若望便在传教所外的空地上发表演说,告诉路人他刚去过欧洲,悲惨地倾诉他在欧洲所受到的粗暴对待,最后连工钱也没有捞着。传教所主管为息事宁人,说服从奥斯坦德来的船长拿出从胡若望的旅费中所得的差额好处。

胡若望用这笔钱为自己何家人添置了新衣服后,便回老家探亲去了。一段时间之后,自己的儿子也开始受不了他,选择远走澳门。他则每日坐在乡里,幽幽地望着远处的山峦。有时孩子问他:“山的那边是什么样?”胡若望总是先眯眼,顿一会儿,再闭上眼:“嗨,孩子们,那地方和我们这里一样,没什么不一样。”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achatpropeciaparcartebancaire.com/,尼斯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